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，会泽因矿冶业的兴旺而鼎盛一时。东汉时期，会泽铸造锻打的“堂琅铜洗”闻名遐迩，铜洗的铭文和图案，为滇中最早使用汉文字的实物，是研究中原汉文化对云南影响的详实资料。到了明朝，会泽的铜、铅进入了有一定规模的开采时期，现存的一枚直径57.8厘米，重41.4公斤，铸有“嘉靖通宝”的开炉纪念币，不论从直径和质量上，都堪称世界古金属钱币之最。清乾、嘉年间，因清政府对铜的大量需求，在开采、冶炼、铸造、京运等方面可谓盛况空前，每年运往京城的铜，额定数为633.144万斤，会泽县城因而被冠以“万里京运第一城”。由于矿冶业的兴旺，吸引了赣、浙、桂、川、黔等地商贾云集，至今会泽留下各省会馆、寺庙100余座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铜文化和会馆文化。

    会泽的文化，以它的多元性独树一帜，据彝族历史文化学家刘尧汉先生考证，会泽是彝族起源和发展的中心区域，彝族共祖阿普都木的“向天坟”和彝族“六祖分支”故址都在会泽。清初，中原汉族大量进入会泽，带来了不同地域的多元的汉文化、赣文化、秦文化、楚文化、闽文化、川文化在这块土地上争奇斗艳，形成了“十里不同俗，一巷不同音”的文化特色。十省不同风格的会馆建筑，多种民族的宗教信仰及偶像崇拜，融各省之长又结合当地实际建盖的民居民宅，不同的民风民俗及民族风情，响彻坝子的彝族海腔，街头巷尾的小唱灯，苗族同胞的芦笙舞会，道教的洞经音乐，无不透出会泽多元文化及民族风情的品格和韵味。

    清朝末年，会泽的经济在国家的内乱外患中走向衰弱，但成立于同治十三年(1874年)的东川矿务股份公司，是云南最早的招集商股实行资本组织形式的地区之一，从中可以看出当时会泽社会进步及思想开放方面的情况。正因为如此，会泽就有一大批莘莘学子冲破世俗的观念，赴日留学，学成回国后，为当地及云南的经济和教育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，特别是唐继尧、黄毓英、邓泰中等人，在国家和民族处于重要关键时刻的重九起义和护国运动中，站在时代前列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会泽的经济、教育和文化孕育了一代名人，这些名人也将为会泽名城增辉添彩。

    会泽，以其悠久的历史，深厚的文化内涵，经济的繁荣在云南九个历史文化名城中独树一帜。